自由主義的治理藝術

1. 傅柯認為在18世紀出現了自由主義的治理藝術，是為了限制國家內部的治理權力，看似是相對於國家理性——武力、財富、支配力的擴張，其實是國家理性的強化，它維護、充實、完善了國家理性。就這個層面看來，應該可以將其生命政治的概念視為是自由主義治理技術下的一環。首先，在他的概念之中，生命政治與自由主義治理技術興起的時代接近，另外，權力模式的轉換樣態也極為近似。
2. 傅柯認為國家理性被強化了，而且是藉由限制對內主權的方式。而生命政治則是由主權權力或是說利維坦式的權力轉變而來，也就是透過壓制、攫取的手段，掌握住人的生殺大權轉向生產各種力量，使其生長，並順其自然發展。健康政治就是如此的案例，國家透過將醫療、醫生的地位提高，並且透過家庭建立起衛生保健的觀念，以確保國家經濟能夠在有效的疾病防治與健康的國民之上獲得增長，正是一種「使其生長，順其發展」的控制方式。我認為這與自由主義所謂「限制對內主權」的概念接近。
3. 雖然說限制了對內主權，但實際上是加強了控制，健康政治也就證明了「國家理性的強化」，而我認為傅柯關於「司法實踐轉向真理實踐」的說明正好解釋了這個過程。如果簡單將司法實踐轉向真理實踐定義為：從正當性的二元區分轉向轉向架構的釐清，這就像是人們從排斥痲瘋患者到研究天花病毒並以疫苗治癒之，也就是如同法律機制到安全機制的進程。就此看來，自由主義的治理藝術出現可以說是意識形態的層次，而其下又包含了健康政治、安全機制、生命政治的概念，每個概念都不完全獨立，並且與其他概念相互包含。
4. 不過在這邊我認為阿岡本對傅柯的批判值得一提，他認為生命政治不是主權式權力被所謂的治理式權力取代的結果。將生命納入政治領域，構成主權權力的核心，也就可以說生命政治對身體的生產即為主權權力的原初行動，因此在本質上，主權式權力與自由主義治理藝術出現後的權力模式是相同的。不過在傅柯對於後者的描述中，彷彿是歷經了本質上的轉變。這邊就可以進行追問，究竟國家主權行使的本質為何？這種本質與人的生命有無關係？有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