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的勇氣

        原本眾人所理解的直言，是不隱瞞任何東西的言說真實。踐行直言，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告知一切與真理相關連的事物，也是說出一切，說出想到的不管其是否為理性或是真理任何事物。但是，在傅柯的認知中，上述的方式確實是直言的一個條件，真正的直言，是言說者就必須擁有關注自我的實踐與說真話的勇氣。

        而直言，是一種涉及幾個人的活動，是和他人一起進行的一種活動，是兩個人的活動。這樣必定出現在直言的活動中如此重要的他人，即是實踐直言中不可獲缺的角色。因此，直言不僅是言說者在認識自我後的發展，更需要另一個直言者，所謂的「他人」，才能真正為著「述說自己為真」。在出現另一個直言者使自己成為述說自己為真之後，他也可能成為其他直言者的「他人」。這個「他者」的界定在現代是相當模糊，不像中古世紀時的那樣制度化，有著牧師權力的組織與設置這樣明確「誰」在傾聽，「誰」又在訴說。現代「他者」的角色，可能會與教育相連結，或為靈魂的嚮導，亦或是政治的建議，但不管這個角色的設定如何，都會是一個「直言者」，一個訴說真理的人。

        如此，不管是直言者或是「他人」，都會是「訴說自己之真」的人，在踐行直言、說出真理時，就必須要承擔直接冒犯他人、激怒他人甚至是訴諸暴力行為的危險。如同在《何謂直言》中所提，訴說真理將可能遭致不幸，因此，直言就與某種程度的勇氣有關，是直言者冒著打破與他人關係的危險。這樣不顧危險，通過說真話展現說真話的勇氣言說者，就會使接受者透過他的直言來關注自我。

        是以，我們若想成為一個「直言者」，都需要另一個「他人」來讓我們真正能夠訴說自己為真。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才可以真正的成為能夠「訴說自己為真」的人。當我們成為直言者時，我們也將成為社會上述說真實的人所需要的那個「他人」，也因此，學會直言，我們在學習如何擁有說真話的勇氣後，就將成為他人生命中那個他者，成為真正的直言者。

說真話的勇氣

1. 傅柯在說真話的勇氣這篇，不斷的提示說真話就是主體在呈現他自己，而不是主體在訴說某一個離自己很遙遠的真理，可見，這個真話是和主體本身相當關聯的。
2. 在這裡不再談論如何說真話或者如何辨別真話，首先，我想要探討真話和公共有什麼關係，既然這個真話是和自己很有關係的，那為何要將他拿出來在公共空間討論呢？我認為這個說真話的主體他必須要通過和他人的互動才能凸顯出說真話這件事情本身的意義，如果這個說話者只是在自己的空間裡說話，那麼他只是喃喃自語，而且，這個行為並不會改變什麼。
3. 接下來，我想探討的說真話的目的，一個人為什麼要在公眾面前毫不保留毫不掩飾的呈現他自己，他想要達到什麼目的或者改變什麼？如果說他這麼做只為了要堅持自己的信念，這樣的說法是非常沒有說服力的，我想，應該是這位說話者，有一個想要追求的價值，他甚至能為了這個價值讓自己身處險境之中，不同於聖賢，在語出之前會先評估自己的話語是否適切，直言者是非常銳利的直接把他腦理想的原味的呈現。
4. 最後，我想探討為何"說「真話」"這件事情相較於過往越來越難以被實踐，我認為這和隨著歷史的堆疊，越來越多本身沒有是非對錯的事物，因為被太多錯誤的說法給混淆或者太多人在原本不會有「假的」的事物上面動了手腳，以假亂真，導致我們必須要辨別的項目也隨之增加。比如說，在還沒有整形手術的技術出現之前，所有人都真實的呈現本身的容貌，我們不需要去討論他／她身體的部位是「真的」或「假的」；但在整形手術出現之後，他／她的身體是能被改變的，所以當我們見到一個很漂亮的人的時候，我們就有可能會懷疑會想要去辨別真偽。如今我們也越來越看不清楚事物的原型，這時的眾說紛紜，就是試圖要對原型做還原的動作，雖然不能確定現況和真實之間的距離到底是拉近或是遠離，但是，一旦我們停止思辨，那我們可能就會停滯不前，等到議題又浮上檯面被啟動，已經不知道要從何下手了。
5. 前面幾篇我們讀到批判和啟蒙，這兩件事物都是我們嘗試對原型進行還原，原型是被動的被還原；而直言和說真話，我認為，這兩件事情的原型就轉變成是說話者本身，由原型自己主動地發出聲音來引起他人的注意，而為什麼會引起憤怒，是因為接受者並不知道原型是什麼，而且他很可能是顛覆接受者想像的，或者甚至是和聽話者的想法相牴觸，導致他們對這類話語出現抵抗，此時雖和真實最靠近，我們卻又可能不斷擦身而過……

說真話的勇氣

1. 在直言的議題上，除了定義直言本身外，我們也會衍生出福柯所說的｢說真話的勇氣｣。直言即是一種說真話的方式，同時也像是一面鏡子，結合心中所想與眼前所見，直接而坦率的映照在人的面前。在反思自我及面對眾人時，如何說真話?在面臨他人的直言時，如何接受諫言?反映出了說真話與勇氣間的密切連結。
2. 直言者透過講真話來展現他的勇氣，而此一行為已是經過了自我內心的整理與審視，並將自我的想法付諸實行，真實地呈現在所欲直言的對象面前。在｢直言遊戲｣中，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在直言者及傾聽者所應當共同建立的雙向互動關係中，任一方都可能導致直言的｢破局｣，直言者能否擁有無畏的勇氣與決心，進而甘願冒受風險也要言說真理？傾聽者是否在聽到某種難堪亦或是冒犯的真相後，願意鼓起勇氣接受直言?兩方的選擇都將成為直言關係中的構成要件，而兩方的選擇也同樣是不易的。
3. 在政治社會的實際運作中，從直言者乃至傾聽者之間，會共同形塑出一種環境，若是兩者之間存有歧見，將會導致一種不利直言的境況。在進行直言這一活動中，直言者本身就已是如履薄冰，更何況是在傾聽者身上所發生的效果是難以預測的。然而，對於一個下定決心的直言者，儘管障礙重重，通往真理的路，卻永遠對那些心中懷有勇氣的人們敞開。而這樣堅持的念想，更是投射於它們的心中，成為驅動著他們直言的動力。

說真話的勇氣

1. 對於研究直言的意義，傅柯希望藉以切入真理、權力與主體的關係，而這是因為他認爲一名直言者的存在是讓另一個人能夠言說自己的真的條件，同時，言說自己的真與關注自己的概念連結，也就牽涉到批判工作的其中一個實踐領域——自己對自己的控制關係。
2. 不過我認為問題在於，直言者如何能夠讓另一人進行自我實踐的工作？若是以傅柯所舉的其他相似角色如心理醫生、精神分析師，是比較容易解釋的，因為他們的權力由機構賦予，就如同他分析國家權力特點時所指出的，國家以種類繁多的形式、機構進行主體化的工程，而個體則接受這種主體化過程。這是在國家的主體化形式中，雙方各取所需的行為，例如精神病患者在醫生所定義的精神病架構下說出有助於醫生改善自己病情的真話，而醫生則在此工作中得到聲望與金錢。
3. 而直言的情境的情境大不相同，直言往往不涉及總體的主體化形式，而僅僅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並且也不是各取所需，直言甚至是冒著破壞兩者關係的風險，顯示這可能是一次性的賽局而非重複性賽局，如此要如何確保接受者在直言遊戲之中進行自我實踐，將是個很大的問題，即便傅柯說直言遊戲之中，言說者與聆聽者都須具備勇氣，前者需要承擔風險的勇氣；後者需要具有接受的勇氣，而這是難以確保的。
4. 我認為傅柯所謂，直言者是另一人進行自我實踐的必要條件，有兩項重點，第一是在關注自我的過程中，客觀公正的批判是難以達成的，往往需要藉助他人的觀察。第二則是相較於說真話的其他三種人——賢哲、預言者、授業者——而言，直言者是唯一將聆聽者的所處的情勢與其境況直接點出，提供他自我實踐機會的人，否則賢哲、預言者都帶有留下闡釋空間的傾向，且前者言說的是關於世界的普遍性原則（What is）；後者言說的是與時間相關的未來情境（What will be）。最後，授業者所言說也比較接近賢哲所，是與個體的自我實踐相對無關的。
5. 關於討論直言本身對於真理、主體與權力是否具有意義，除非找出直言者與他者的自我實踐之間穩固而明確的關係，否則可能會顯得有些牽強。

說真話的勇氣

1. 直言是告知一切，但是與真理相聯繫的:告知全部的真理，不隱瞞任何真理，告知真理而不把它隱藏在任何東西後面，但還需兩個補充性條件，第一真理必須是說話人的個人意見，而且他必須將其作為他所想的東西說出來，並且不是不情不願；第二主體必須在敘說他表述為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條的這一真理時，冒某種類型的風險，並且這一風險與他和其說話的人有關。有些情況下，直言甚至可能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例如:大迪奧尼斯打算殺死柏拉圖之事。亞里斯多德將靈魂的偉大和直言的實踐相聯繫時，他強調了直言和勇氣之間的關係。所謂的直言遊戲因此成了冒險講真話者和同意傾聽真話者之間的一種協議。
2. 直言者一方面勇敢直言，一方面還勇於承擔聽到傷害性真相之對話者，也就是將自己與他者的關係置於險境。與預言家不同，他以自己的名義說話並且對其所說的話負責，他不以謎的方式說話，他的言辭甚至可能被直接地給予規定性價值。他也與賢者不同，直言者本質上非保持緘默的人，言說是他的本分、責任、義務和職責，他無權逃避。福柯於最後再次說明了，預言家、賢者和授業者是直言者之外三種說真話的人。
3. 由上述可知，直言於生活中可被視為既困難卻又崇高的行為，困難是因為直言者需承擔本來不必要承擔的風險，崇高是因為他或許幫助了對話者認識自己是什麼人，自己卻沒有什麼直接的好處。直言者那說真話的勇氣是從何而來?既然知道說真話對自己未必好，卻還是勇敢地直言，是因為是朋友所以沒關係，還是當時的情況促使他必須直言?其中存在著理想嗎?若所有的人都相信直言帶來全然正面的結果並且接受事實被視為常態，這個世界會更加美好嗎?還是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呢?若無法發生，是什麼原因阻擋了這種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