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健康政治

1. 福柯在疾病分類政治學於18世紀的問題化過程，看見其與健康和疾病在社會機體的多個層面出現有關，這個需要某種形式、集體性控制手段的難題，乃是涉及作為政策總目標的國民人口健康狀況。
2. 18世紀的疾病分類政治學有兩個現象，一是多價性救濟程序的逐漸分離，這在『生產對勞動的需要』此律令關係中開始凸顯，二是一般國民人口的健康和身體素質良好作為政治權力本質目標的出現，在此開始關注以何種方式將社會機體的健康作為一個整體而建立起來。
3. 權力機器被調動起來管理身體，這不僅是為了從身體上榨取供血服務或是給它們強加各種職責，而是為了幫助並在必要的情況下限制它們以確保它們的良好健康。
4. 由此，福柯去討論權力本質、功能的變化，傳統之中乃是行使戰爭的功能和和平的功能，維持秩序和對致富的組織功能從中世紀以來被添加到前述功能之中，18世紀又一個更新的功能，即將社會作為保健、健康以及理想中的長壽的背景環境加以處置的功能。後起三者，秩序、致富和健康，是由多重管控方式和整套秩序擔保的。福柯聚焦分析這種轉化基礎與勞動力的擔保、維持和保持有關。
5. 18世紀的健康政治中，開始創設了一種『人口技術』，人口的生物學性狀成了與經濟管理厲害相關的因素，圍繞這些性狀組織一種確保性狀服從、確保他們效用秩序增長的機器成了必要。
6. 本文對權力功能的變化以及政治學內含領域的擴增之討論，令我試圖反思現今政治生活中治理與制度的涵蓋範疇，其擴展的過程、問題化的源頭，之中涉及權力本質、功能的轉變。到了21世紀，權力的本質、功能有了什麼更新?這是我閱讀過後給自己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