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健康政治

1. 福科在此篇提及，在18世紀的時候，醫學和健康不再是「私人」的事情，在這個時期，它被問題化了，落入了國家的掌控之中，當然，也併入了像是宗教或是慈善相關組織的關注中。然而，「疾病分類政治學」出現了，它的來源眾多，涉及健康更涉及國民人口問題。無論是國家介入了較私人領域的個人健康問題，抑或是醫療專家過於涉入人們健康保健，都帶來了個問題：不同的權力機器被調動起來管理「身體」，我們要把讓自己保持健康作為一種責任。
2. 那為什麼我們「相信」？既然國家、醫療機構將權力置入我們的私人領域中，那我們為什麼相信？福柯提到了權力行使的幾個功能，除了戰爭、和平、維持秩序和致富的功能，在18世紀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功能---將社會作為保健、健康以及理想中的長壽的背景環境加以處置的功能。我認為，在人民相信國家介入醫療能為大家帶來更好、更理想的社會環境和治安醫療專業協助能夠幫助延長人民壽命、改善總體健康之下，人們選擇去相信它。那醫療專業和國家治理者，是否是以「說真話」的方式來陳述這些政策或建議呢？那麼我們可能就不會說他們是「權威」介入了，不過確實他們所陳述的話語並不是錯誤，然而卻有權威性的產物出現。
3. 這使我想到過去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模樣，自日治時期，台灣生活習慣、衛生大大改變，日本殖民政府介入了台灣的醫療衛生體系之中，在福柯文中提到的「治安」正適合用於日本對於台灣控管的方式，人口、衛生、保健，加上任何不良習慣：纏足、禁大麻等，日本制訂政策強行對台灣施行，甚至蓋了醫療院所、衛生所來控管人民保健，這樣做並不算是為了台灣人民著想，而是害怕勞動力消失、不方便控制人口抑或是怕台灣將惡習、疾病傳染給日人，過去台灣可能都是在私人、家庭中或者藉由宗教來達成健康處理。
4. 如福柯所言，醫院的消失不過是種烏托邦是愈的投影點，醫療、醫院涉及許多面向的問題。權威介入醫學，界定哪些是疾病管制區，殊不知醫院才是惡化疾病的溫床，而醫生或相關專業者的「剩餘權力」造就其政治上的特權。至今，在我們活著的時代，健康政治又是如何體現？現今的相關專業越來越多，而人們也越來越依賴，這篇文章讓我思考自己是否也是在這樣的權力體系下生活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