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柯認為對康德來說,啟蒙提出了真正的認識的勇氣,這種勇氣必然要敢於承認認識的侷限,並且就像自主根本不與服從君主相對立。不過,當康德試圖在權力和真理的語境中解除主體之屈從之時,他提出批判的基本責任是對認識的認識。福柯認為歷史同康德論述,予新的批判態度提供支點。實證科學、國家系統之發展、科學實證與國家發展之縫合,為顯見之基本特徵。但治理化的出現、過度之權力,不是應該由理性本身負責?有些批判,應該說大多數之批判,從歷史回顧中可探見,與當代統治形式有莫大之關聯,文中舉法國與德國之例子並可比較。福柯也提出質疑,在人類屈從普遍真理和特殊真理的權力的時刻,人的本身為何?其認為權力之真理影響著歷史內容,而這歷史內容又被認為來自權力。不過提到啟蒙,啟蒙運動時期必然相對上模糊卻無疑是現代人性之形成階段。歷史脈絡裡,知識、知識分子、國家權力、統治方式、啟蒙到批判,形成一個大的脈絡,難以切割的網絡,環環相扣,反覆影響再使社會推移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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